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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ASA证实同中国交换了火星轨道器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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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自:航小宇

去年10月由分离测量传感器在深空拍摄的天问一号探测器照片


    【《航天新闻》3月30日报道】 NASA在征得国会批准后同中方同行进行了磋商,并拿到了中国新的火星探测器的轨道信息。NASA代理局长尤尔奇克3月23日在联邦航空局(FAA)商业航天运输咨询委员会一次会议上发表讲话后,在一个问答环节披露了此番虽然少有但却并非没有先例的对华磋商。当时有一位委员问他NASA对中国航天活动了解多少。


    尤尔奇克指出,NASA对中国航天的了解基本上局限于公开渠道信息,原因是联邦法律对与中方机构交往有限制。那些限制措施的确允许NASA经国会批准可以与中国接触。他说:“最近,我们同他们就由他们提供其天问一号火星轨道任务的轨道数据和星历数据进行了交流,从而让我们得以对绕火星运行轨道器开展交会分析。”


   NASA3月29日向《航天新闻》发了一条简短声明,证实与中国国家航天局(CNSA)以及在火星有探测器运行的其它航天局交换了信息。该局说,“为确保我们各自任务的安全,NASA正在同均有探测器在环火轨道上运行的阿联酋、欧空局、印度空间研究组织和中国国家航天局进行协调,以交换各自火星任务的信息,从而确保我们各自探测器的安全”;“这一有限的信息交流符合用以确保卫星运营商间有效沟通和在轨航天器安全的惯用良好做法”。


    这则声明是在《航天新闻》就尤尔奇克所言首次同该局联系过了6天之后才提供的。声明并未回答有关NASA和CNSA间互动性质的具体问题。那些问题包括缺少天问一号的准确轨道数据给其它火星探测任务构成的风险有多大,以及NASA是否在就天问一号与火星轨道上其它探测器的潜在近距离靠近向CNSA提供任何预警。


    NASA喷气推进实验室设有名为“多任务自动化深空交会评估过程”(MADCAP)的一项计划,以对火星轨道上的探测器开展交会评估。该计划最初称“火星深空避撞过程”,也用来开展月球轨道探测器的交会评估。


    目前在环火轨道上运行的探测器并不多,相互间发生碰撞的概率非常小。不过,正如喷推实验室在一份MADCAP计划介绍材料中所指出的,这些探测器常常工作在相近轨道上,增大了近距离靠近的机率。介绍材料还说,“正因为资产数量少,就科学能力损失来说,相撞的代价将会极其高昂”。


    MADCAP已然纳入了NASA火星轨道器以及欧空局“火星快车”和“外空火星微量气体轨道器”乃至印度“火星轨道器任务”的轨道数据。不过,今年2月又有两个探测器进入了环火轨道,即阿联酋的希望号和中国的天问一号。


    阿联酋已经在同NASA就希望号开展合作,但NASA与CNSA在天问一号任务上此前却并无合作。中国公开发布的有关该探测器轨道的信息很少。喷推实验室掌握火星探测计划情况的人员称,这令他们很无奈,因为他们因此而很难去预测天问一号与其它探测器的近距离靠近。天问一号在2月10日抵达火星轨道后的几周里做了机动,以在接下来几个月转入一条“停泊”轨道,而这让预测难度进一步加大。


    NASA和CNSA或其它中方机构的任何信息交流都受众所周知的“沃尔夫修正案”的限制。那些限制以前国会议员弗朗克·沃尔夫的名字命名。沃尔夫十年前是众院拨款委员会分管NASA经费的那个分委会的主席。正是他首次把上述限制措施纳入了NASA开支法案。后来的年度拨款法案都写入了类似条款,包括去年12月颁布的2021财年开支法案。


    同业界很多人所以为的相反,“沃尔夫修正案”对于NASA同中方机构交流并不是一概加以禁止。现行版本的法案要求NASA以及科技政策办公室和国家航天委员会同联邦调查局一道证明拟同中方进行的任何接触不构成技术转移或其它国家安全担忧,且那些磋商并不包含被美方认定为涉嫌侵犯人权的任何人员。NASA必须在同中方开展任何拟议中的磋商之前提前至少30天向国会通报。


    尽管“沃尔夫修正案”并不绝对禁止双边合作,但却确实起到了大幅减少任何合作的效果。尤尔奇克在谈话中指出,NASA此前就曾获准同中方机构进行过磋商,议题包括空中交通管理和地球科学数据。他说:“我们的确同他们做过有针对性的接触。我们有能力向国会证明那种交往是适当的,而且我们也采取了防犯手段。”


    本次轨道数据信息交换会否扩展到该项任务其它阶段的运行数据尚不得而知,比如最快将在5月份进行的天问一号着陆器部署。从事NASA洞察号火星着陆器工作的科学家希望能记录下该着陆器进入火星大气和着陆时形成的声音和地震信号,但为此需要掌握有关探测器及其着陆时间的更多信息。科学家们2月份称,“沃尔夫修正案”让他们很难拿到那些信息。


    航天界一些人多年来一直在做工作,以期让NASA能够更多地开展对华合作,但那尚未促成“沃尔夫修正案”的重大调整。尤尔奇克说:“在民用航天活动上是否以及如何同中国交往得由政府和国会在国家对华总体战略的背景下来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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